近年来，不少高校和地区出台规定，将贫困生资格认定与消费标准挂钩——

　　兰州大学规定，持有电脑或高端手机的员工不能申请困难补助。

　　湖北荆楚理工学院规定，经常购买彩票、摸奖以及买卖股票等高风险投资者，不能认定为贫困生。

　　济南教育局发文规定，凡购买高档娱乐电器、高档时装或高档化妆品等奢侈品的；节假日经常外出旅游的；学校有住宿条件，但在校外租房或经常出入营业性网吧的；有其它高消费行为或奢侈消费行为者，将不能认定为高中助学金受助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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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观点认为，将贫困生资格认定与消费行为挂钩会让这部分员工始终生活在“我是贫困生”的阴影下，有身份歧视之嫌。

　　网友“@ RHZ2015Smile”认为，贫困生也是人，难道非得常年吃糠咽菜，才算正常吗？贫困生难道就没有吃好点的权利吗？国家教育不都一直在强调公平公正对待每个员工，尊重员工人格。这样做的初衷本身就是在歧视或制约贫困生身心的良好发展。让同学们整天活在“我是贫困生”的阴影之下，不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

　　蒲公英评论作者刘义杰在《学校认定贫困生资格不能图省事》一文中写道，贫困生认定是学校的职责所在。给贫困生的餐饮消费设置限额，学校的管理工作是简单、省事了，但这种粗暴无礼的标准却践踏了贫困生的人格尊严。

　　网友“@delagracewwe”认为，限制贫困生消费，这是对个人生活的粗暴干涉。若在这些基本的物质消费中落后于别人，阻碍了个人发展，还谈什么对贫困生的关怀？

　　校方虽然也有苦衷，但要消除争议，还须改进贫困生资助理念和操作办法。

　　京华时报刊发周龙的署名文章《“比哭穷”的大学贫困生补助早该喊停了》认为，学校手里不掌握员工家庭的实际财务信息，也不可能去每个员工家里调查，只能通过员工在学校的表现，判断其是否真的贫困。就华中农业大学的这一规定来说，尽管从情感上有点难以接受，但也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用世界通用测评贫困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来测评贫困生。

　　贫困生资助问题长期受争议，原因很复杂。据周龙分析，一是标准模糊，名额有限，造成员工只能在小范围“比哭穷”；二是信息缺失，学校不掌握员工家庭财务状况，员工也不知道彼此真实情况，结果，申请时一哄而上，等着学校去筛选；三是事后惩处不力，对于冒领者没有严厉的惩处措施。

　　蒲公英评论作者刘义杰认为，《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员工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国发〔2007〕13号）对于助学金的资格、申请、程序都有严格的规定，只要学校严格执行这些规定，自然能够避免争议，怕就怕，人为设置一些不合情理的规定。

　　周龙认为，要消除这些争议，各高校真没必要再“打补丁”了，而是彻底打破“选贫困，搞直补”的老方式，由“扶穷”转向“济困”，由学校筛选发放转向员工如实申请并担责，并加大信息公开力度。

　　相比于物质补助，贫困生更需要的是精神支持，要让“补贴贫困”真正变成“奖励自强”。

　　国家实行助学金制度，主要是为了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员工的生活费用开支，帮助他们完成学业。但对贫困生的资助不仅仅是指物质的资助，正如前段时间北京大学提出的那样，要给贫困生精神支持。

　　精神支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长、同学的情感关怀，二是培养贫困生的励志精神，这也是助学金制度的核心精神。

　　人民网发表评论《让奖助学金财尽其用还需“人尽其责”》指出，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补足制度本身及其执行过程中的缺陷不足，除了需要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制度之外，还需要更多“人”的因素来填补。关于员工是否贫困的问题，更多的是需要老师、班主任、或者辅导员等各尽其责，多多接触员工，跟员工多交流，增加了解，用自己的“勤政”来区分关爱真正的贫困生，以达到真正帮扶关爱贫困生的效果。

　　微信公众号“江风山月”发表的文章《贫困生资助之我见》，颇受读者好评。作者建议，以下拨资助经费、设立勤工俭学岗位的方式替代直接发放贫困生助学金，同时取消“贫困生”这一有损自尊的概念。如果勤工助学尚不能解决员工的学费和生活费，国家可以向这样的员工提供长期无息助学贷款，签订贷款合同。无利息，而且还款时限可以长达10年以上，但必须最后还清。如果最后仍然无法还清，符合条件的可以向国家申请免还贷款。如果恶意拖延不还贷，则记入黑名单，无法再从银行获得任何贷款。这样，既可以保障员工不因经济困难影响学业和生活，还可以培养员工的诚信意识和劳动创造价值的观念。

　　结语

　　高校如何甄别、确认贫困生是一道难题。现实中，非贫困生冒充贫困生领取助学金的现象并不鲜见。改变这种情况，既要反思制度缺陷，也要反思具体操作方式存在的问题。无论怎样，帮助贫困生，首要的是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其次是在物质和精神上给予他们改变生活的机会和能力。（中国教育报刊社蒲公英评论出品，编辑田贵兴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