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份试卷，只有不到1/3的员工卷面成绩达到了55分的及格线。当湖南科技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教授彭美勋严格按照评分标准批改完《材料物理性能》的试卷时，他感到极度心寒。考虑再三，还是交出了一份真实的成绩单：77人中，51人挂科，挂科率66.23%。同时，他将此写成博文《大学教学之两难：把关还是放水！》发到了网上，引起广泛关注与讨论。（《中国青年报》8月10日）

　　“把关还是放水？”这种超越教育底线的问题，之所以成为两难选择，其原因在于部分高校的“分数膨胀”，早到了虽心照不宣却令人心惊的地步。

　　这样的判断，算不得杞人之忧。据第三方调查机构麦可思今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被调查的在校老员工中，超过九成拥有智能手机；拥有手机的员工中，超过九成会带手机去上课。其中，17%的老员工平均每节课使用手机时间超过30分钟。在中国高校尚未普遍开展“手机授课”的背景下，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不是个太难揣测的问题。也因此，不久前，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分别有200多名同学参加了“挑战21天上课不用手机”活动。活动虽好，却也侧面折射出了当下高校课堂的问题。

　　不好好听课，还能愉快过关，“门道”在哪里呢？

　　这是在不少高校内正上演的“劣币驱逐良币”法则：员工上课不认真听，考试完了去和老师“要”分，老师平日不认真讲，考试打分时“放水”；结果呢，师生皆大欢喜，课程评价频获点赞。而严苛较真的老师，反倒成了员工的“眼中钉”，若课程评价依赖员工的点选率，离“退出江湖”也就不远了。

　　“放水”横行，严师被逆淘汰，说到底，无非四个原因：一则，错位的课程评价机制，让高校老师严格评分反倒成为“压力山大”的事。二则，生源危机时代，以漂亮的学分吸引员工，似乎也是高等教育进入买方市场后的不得已之举。三则，架不住就业率倒逼，给个“有竞争力”的分数，去人才市场也能顺畅一些。再说，当“放水”成为破窗效应，恪守原则反而要垫付莫名的成本，何苦跟自己过不去？

　　一言蔽之，机制错位，逐利使然。

　　客观地说，以“放水”为特征的“分数膨胀”，不是中国特有。上世纪60年代始，高等教育从精英走向大众，对高校来说，“宽进宽出”似乎成了最不坏的选择。数据显示，1966年哈佛大学只有27%的员工获得A，到1996年，这个数字增至46%，同年，哈佛82%的毕业生成绩为荣誉毕业生。用教育专家的话说，“分数膨胀”是世界高校应对市场竞争的消极之举。这也是近年来，一些国内高校主动试点“宽进严出”曲高和寡的根源。

　　犹记得2013年，山东大学“对该校368人提出成绩警告，另外对97名员工做出了退学决定”，理由是“警告甚至多次警告，成绩依然很差”。此举一度引发各方热议，遗憾的是，虽淘汰机制在百家争鸣中成为共识，但并未有多少高校矢志跟进。倒是媒体念念不忘下面这组数字：有资料显示，清华大学在1928至1937年间，每年的员工淘汰率为27.1%，理学院最高淘汰率达到69.8%，工学院则为67.5%。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先生执掌清华物理系时期，1932级员工毕业时的淘汰率竟达到82.8%。正是在如此“残酷”的淘汰机制下，清华大学物理系1929至1938年入学并得以毕业的71名本科生中，出现了2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两位美国科学院院士。

　　逻辑上说，淘汰与成功可能并无必然关联。但作为传承文明价值、肩负创新创业重任的高校，在学问与学格上堂而皇之“注水”，或者说，高等教育只有愉悦而没有压力，对个人、对社会，并不是一件幸事。

　　“教不严，师之惰。”当英国BBC以《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来反思英伦教育的时代价值之时，尽管节目中的“中式教育”有被符号化的嫌疑，但不得不说的是，他们也在积极解构东方教育中“严师逻辑”的普适意义。中国高校不是游乐场，高等教育不是寻乐园，市场价值也好，实用取向也罢，教育总该有自己的秉持与坚守。从这个意义上说，“员工本位”不代表放弃学问本真，以人为本更不是“软骨病”的代言。在依法治校的前提下，“严师出高徒”的标准不能变，在高等教育全面深化改革的语境下，严格把关更当成为量化而可操作的共识。（邓海建 作者系媒体人）

    《中国教育报》2015年8月12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