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摘“官帽”须从纸上落到地上

取消行政级别不是对学校的要求，而是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要求。既然已经认清了行政级别对学校的危害，就不能只是在文件中呼吁，而应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工作中加以落实。

在国家正式文件中，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在5年前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就有明确规定，但时至今日，取消学校行政级别依然进展缓慢。

正因为如此，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不论规模大小、层次高低，仍然保留了一定的行政级别。高校分为副部级、正厅（局）级和副厅（局）级，中小学和幼儿园分为处级、科级或股级等，学校内部组织机构和所有行政人员也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尤其是在一些副部级高校，各级行政人员的级差从最高到最低可在10个层次以上，让行政信息传输线路漫长，协调困难且效率低下。

给学校定行政级别，让学校行政化，对学校而言百害而无一利。最大的害处在于它导致学校性质异化，学校不像学校。高校有了行政级别，很多行政人员盯着行政级别谋升迁，学术人员无心学问而热衷行政。行政级别与行政权力是一对孪生兄弟，由于行政人员掌握了行政权力，掌控了决策权，掌握了各类教育资源的分配权和处置权，所以整个学校唯行政人员是从，行政权力畅行无阻。知识无位，学问无力，高校教授治学难有用武之地，中小学教师无从民主参与办学。所以，学校难有大的发展，创建特色名校往往停留于行政领导的嘴上，而难以成为教师的工作目的。

行政级别的表现在学校，危害在学校，但根子却在校外。学校的行政级别都是各级党委和政府所赋予的，不是学校自封的；学校各级行政人员的行政级别和权力也不是学校决定的，而是由各级党委和政府确定或授权确定的。各级党政机关不仅赋予学校行政级别，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强化行政级别，致使行政级别的意义被放大。行政级别是政府部门的组织要求，没有行政级别，政府的工作不可能有序地开展。但学校不是政府，行政级别不适用于学校。用行政的逻辑办理教育事业、管理学校办学，这样的做法无助于学校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办学。

取消行政级别，学校和各级党委、政府都要作为。从根本上说，取消行政级别不是对学校的要求，而应当是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要求。既然已经认清了行政级别对学校的危害，就不能只是在文件中呼吁，而应当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工作中进行落实，真抓实干，逐步取消各级学校的行政级别，淡化和消解行政级别的影响。当然，在我国官本位的社会文化中，完全取消行政级别需要有一个过程。之所以学校行政级别至今仍然岿然不动，也是因为这项工作牵涉面广、影响大。这是一项烦琐而系统的工程，各级党委和政府需要拿出动真格的姿态，全面研究学校行政级别的各种表现和影响要素，制定取消行政级别的时间表、路线图，采取实质行动，着力解决羁绊学校健康运行、高效发展的障碍。（别敦荣 作者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取消行政级别还要依循“章法”

我国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可以与制订、执行学校章程，推进依法治校结合起来。如果政府、学校、社会都尊重学校的章程，那么有助于理清政府、学校和社会的权责关系。

取消学校行政级别，被认为是《意见》的亮点之一，但这一“亮点”早在5年前就已经“亮”了出来。取消学校行政级别，是推进管办评分离改革的重要环节，否则政府部门对学校的管理模式、对董事长的任命、管理、考核、评价，就难以摆脱传统的行政思维——学校被作为一级政府部门管理、董事长会按照任命、管理干部的方式任命、管理，学校办学也不得不围绕上级指令。

正是由于认识到取消级别的重要性，因此，无论是教育规划纲要，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都明确提到这一改革措施。可是，在过去5年间，还没有公办大学取消了行政级别，知易行难是取消学校行政级别的真实写照。不仅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如此，取消中小学行政级别也困难重重。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我国就有部分省市启动中小学董事长职级制改革，可取消职级之后，政府部门还是套用行政级别对董事长进行管理，而且董事长的选拔、任命还是由行政部门负责，只是从原来的地方组织部门转到地方教育部门，行政化问题依旧。

诚然，取消行政级别不能说教育就去行政化了。教育管办评分离的改革不是取消行政级别那么简单，在取消行政级别之后还必须建立全新的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包括改革由政府部门主导的拨款体系，建立大学理事会和社区教育委员会，等等。这些改革内容在这次《意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现。我们希望的是，这次《意见》切实得以贯彻和落实。将取消行政级别作为推进管办评分离改革的突破口，有实质性的作为。

目前，我国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可以与制订、执行学校章程，推进依法治校结合起来。教育部已要求高校制订大学章程，中小学也要“一校一章程”。学校章程是学校依法治校的宪章，政府部门必须依法保障学校的投入，同时不得干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学校内部实行现代治理，行政不能干涉教师的教育和学术活动。如果政府、学校、社会都尊重学校章程，那么有助于理清政府、学校和社会的权责关系。

对于取消学校行政级别，政府担心把权力放给学校后，学校滥用权力，学校则担心行政级别被取消后，原有管理模式不变，学校地位更低，更难获得资源。因此，依法治教就很关键。如果政府能依法保障投入，不把拨款和行政评审、评价绑在一起，学校就不用再“跑部钱进”。同时，如果学校能完善内部治理，依法办学，做到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分离，那么也就消除了顾虑。所以，推进去行政化，取消学校行政级别，依法治校是关键，这要求政府部门在推进去行政化过程中，要依法行政，按去行政化的要求履行政府责任，做好对学校的监督和服务。（熊丙奇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经理）

取消学校行政级别 不是取消行政服务

集团与政府机关不同，应遵循办学规律，像一所学校而不是像一个机关，因此才有了“学校去行政化”的问题。学校行政化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学校与政府关系的“下级化”，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异化为简单的行政关系；二是学校内部管理的“官僚化”，不尊重公司产品规律，“官大一级压死人”；三是学校与社会关系的“级别化”，衡量一所学校的社会地位不是靠学校的声誉或口碑，而是靠学校的行政级别。

但是，行政化与行政是有区别的。行政化的本质是层级化基础上的官僚化，依赖行政权力而产生；而行政是指一定的社会组织，在其活动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组织、控制、协调、服务、监督等特定手段发生作用的活动总称。因而，行政具有普遍性，而行政化是有了行政权之后才产生的。学校是一个没有行政权力的组织，因而需要“去行政化”；学校也是一个社会组织，在其活动过程中必然会发生行政现象。所以，取消学校行政级别不是取消学校行政。

正因为学校行政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所以取消学校行政级别，从厘清学校与政府关系的角度，确实是去行政化的措施之一。但是，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并不意味着学校就去行政化了。不解决学校与政府的简单隶属关系，划清各自的角色与责权，不实现政府对学校由传统的行政管理转变为提供服务，仍然实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方式，即使取消了学校的行政级别，学校行政化的问题可能依然存在，甚至更严重。

任何一个组织要正常运转，都必然存在行政组织和行政行为。而就一个组织内部来说，是否会滑向行政化，主要取决于这个组织的运转理念、运转导向，尤其是决策模式。取消学校行政级别之后，如果学校的行政组织依然坚持官僚理念，而不是群众理念，依然坚持权力导向，而不是服务导向，依然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而不是科学化的决策模式，学校内部就依然可能是等级森严的“官本位”，依然可能徘徊在行政化的泥沼里而不能自拔。

可见，学校去行政化不是要去掉学校的各类行政机构，更不是去掉学校的行政活动本身，而是从关键决策权中全身退出，回归服务的本质定位，尽量去掉妨碍教育进步的各种因素。任何高水平的社会组织，一定都是建立在高效率行政服务的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学校不仅不能去掉行政，反而应该围绕服务，强化学校的内部行政，如优化治理结构，科学界定行政职能，实现行政人员专业化、专门化，创新用人机制，激发机制活力。

客观来看，取消学校行政级别是教育发展的大势所趋，但不是不要学校的行政部门和行政活动，而是让行政更好地为教育、教学、学术服务，淡化和告别学校的官僚色彩，不让行政成为学校教书育人的阻碍因素，真正让学校回归教学和科研的学术本位，回到更好地教书育人这一轨道上。（叶雷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书记）

    《中国教育报》2015年5月12日第2版